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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最熟悉的进革命歌曲之一。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第一段是：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意志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由著名音乐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劫夫作词作曲的这首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歌词作了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改动，但唱起来总有点不一样。好歌，真不能改。劫夫在文革中还谱写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文革后据说遭到清算。不过，我们这个时代有个特点：迫害文革中的有为者不算迫害，只有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才算迫害，并且可以一直有效下去。劫夫遭到清算，但他创作的这支歌恐怕在一代人中不会消失，

还真忘不了当年走在大路上的情景------
这是一条多么令人自豪，催人奋发的大路。昔日的奴隶------工农穷苦大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们活着有尊严，生老病死有保障，衣食住行有安全，儿女上学能负担。有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为证：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根据中央五个工业部门的统计，一九五三年按货币计算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0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有重大改善。三十五个工业部门为职工直接支付的劳动保险费、医药费、文教费和福利费平均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七。一九五三年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已有四百八十万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育工作人员已有五百二十九万人。”（全国职工总数为1374.5万人------笔者注）

我们再来看看二00九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内容的说法：

“——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城镇新就业1113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761元，实际增长8.4%和8%。”

但是对此数字舆论有不同的看法。2010年6月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居民分配份额不断下降。1993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49.49%，但到2007年降至占39.74%。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发展了，富裕了，人民却不能同时享受应有的成果。”人民不能享受，但有一部分人享受到了，这个议题我们放到后面谈。

一个是四年增加了84%，一个是一年增加了8.4%。一个是在“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基础上增加的，一个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的规模下增加的。至于医疗保险，那就不要比了，太难看了。一个是不要钱，一个乱要钱，比什么呢？

我们走在大路上。在这条大路上，毛主席共产党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有难同挡，有苦同尝，有福共享。苦在一起，乐在一起，生死与共，毫无怨言。国家虽“一穷二白”，没有外资，没有私人老板，但也没有外债高筑，内债累累。国家一张白纸，画出来的图画，绝不难看。周总理告诉我们，

“我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低些，但是一九五三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今年（一九五四年------笔者注）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周总理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

再来看看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似内容是怎么说的：

“——国民经济继续得到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生产总值30万亿，比上年增长9%；”

一个每年递增36.9%，一个比上年增长9%。一个已经早被人忘记了，一个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增长。如果后一个数字值得自豪，那前一个数字不知该怎么形容才好。如果后一个数字可以任意踩在脚下，那么前一个数字就那么值得夸耀？
我们走在大路上，现在对这条大路颇具争议的“路段” 也许是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那么当事人是怎么说的呢。
对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一九五八年人大会议上作的国民经济报告中说：

“一九五七年是我国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促进了经济战线上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又进一步地巩固了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胜利。”一九五七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百分之十七点三。”农业总产值“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百分之一点二。”

对一九五八年，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二千零五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四。”
今天，极右派拼命嘲笑当年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周总理好像知道有这么一天，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的。拿钢来说，英国早在一八八0年，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万吨，到一九五三年，年产量才增加到一千零二万吨。我国的钢产量在一九五二年是一百三十五万吨，到一九五八年就增加到一千一百零一万吨。这就是说，在钢产量上，英国走了五十多年的路，我们只花了六年。(鼓掌)拿煤来说，英国早在一八五四年就已经能够生产六千五百七十万吨，同我国一九五二年生产的六千六百四十九万吨的水平大体相同。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到一九0七年，英国的煤产量才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而我国也只花了六年的时间，就在一九五八年达到了这个水平。（鼓掌）英国的煤产量在二十世纪初期曾经两次接近三亿吨，但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和停滞的状态，到一九五八年只有二亿二千万吨，已经落在我国的后边。（鼓掌）

究竟应该嘲笑谁的无知呢?

我们走在大路上遇到的最大的灾害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这可把极右派乐得不行了。但周总理说且慢乐：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据估计，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业牧业的产量，都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全国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比一九五七年有了很大的增长。钢、石油、化学肥料、水泥、汽车、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工业产品，一九六四年的产量都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年来，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两万四千种，比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大发展时期所增加的品种还多两倍。产量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笔者最佩服周总理的预见，他预见到将来会有人否定污蔑他的领袖和国家在这个特殊时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就特意说：
“大家记得，当我们前几年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演出了反华大合唱，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崩溃了”，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垮台了”，”人民政府”破产了”等等。但是，曾几何时，这些老爷们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屹立在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周总理更不允许将来有人丑化他的人民，他提前回答道：

“当他们无法否认大跃进的事实的时候，又对我们的大跃进进行各种各样的歪曲和污蔑。他们绞尽脑汁，终究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说我们这里实行了奴隶劳动。原来，工人农民为自己的幸福而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叫做什么”奴隶劳动”，而在饥饿的威胁下不得不替资本家地主当牛马，反而叫做”自由劳动”。但是，为什么在西方世界的广大的所谓”自由”劳动者中间充满了忧愁和痛苦。而社会主义的所谓”奴隶”劳动者中间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呢？他们说我们这里牺牲了广大人民的生活福利。但是，当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闹着失业现象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却不仅从根本上消灭了我国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并且还保证我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步提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国职工全年的平均人数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城市就业面的扩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农村，广大的妇女劳动力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劳动；------我国人民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地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间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难道是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的吗？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长时间热烈鼓掌）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某些领导人也是当年听着周总理的报告一路走来的，有的也许是当年的鼓掌者之一，今天竟会拾当年大合唱之牙慧，唱起了一个调，连一点创意都没有。请读：

1958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蔓延开来。”（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种在当事人离世后进行发难和连锅端，说有多下流都不过分。从此，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潮席卷海内外。中国共产党自己证明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吹牛皮放大炮，他们想证明当年的反华大合唱是实事求是，确有其事。但是从《决议》的头读到尾，没有一句话对周恩来等作的报告中提到的数字进行反驳。这不仅使这种反驳缺乏最令人信服的依据，也使反驳者自己成为大合唱的领唱人。所不同的是当年大合唱中不少人已经退出了。

是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条大路并不平坦。因为没有人走过，所以充满风险；因为资本帝国反对走这条路，因此充满危险。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走的这条路是为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人民心甘情愿和这个党这个领袖走下去。面对风险、危险，周总理代表中国人民是这样回答的：

“四年来，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三年大发展时期的成就，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健全了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工业产品质量、品种的新的跃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总理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取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在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最长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段路。如果笔者再以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来说文革中中国仍然在大踏步前进，彻底否定文革论者一定不服。好！那就请反驳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四年提供的以下数据：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是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数字都比1976年以前的经济数字亮丽，但就像一个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人，当他的健康指数超过他的少年青年时代，请不要忘记他少年青年时代打下的底子。但有一个经济现象今天是怎么也亮丽不起来了，那就是“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千万别小看这八个字。中国人几千年来衡量当家人有无本事，就这个标准。就让我们以此为切入点，看看我们是怎样从走在“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大路上，到走上“既有外债外汇，又有巨额内债”的邪路的。

写到这里，要申明：邪路说并非笔者的发明，而是邓小平的创见。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三卷111页）
二十五年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不幸而言中了，中国真的走上了两极分化邪路。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一系列政策才将中国推上了这条邪路。这正是悲哀。在一系列政策中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最具杀伤力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中国已有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握了中国百分之四十一的财富，而美国百分之五的家庭掌握了百分之六十的家庭，财富聚集程度大大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0年6月9日香港《文汇报》）
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比达到3点3倍，行业之间的工资级差15倍，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特别是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以外的收入总额相当于全国职工收入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至3倍。（同上）

此外，城乡居民中的灰色收入达四万八千亿元，而其中的四分之三为百分之十的家庭拥有，也就是他们拥有三万二千亿元灰色收入。（同上）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坚尼系数警戒线是0.4，欧洲和日本是023-0.36之间，中国2009年的坚尼系数达到0.47。（同上）
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选）三卷111页）现在已经两级分化了，谁来承认失败？谁来承担失败？谁来改变失败？

邓小平又说过，“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但《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很坚决，“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已经消灭怎么又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可能？如果真的已经消灭了，就没有什么可不可能？邓小平的这个“如果”，算是一种承认。其实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不是“如果”，而是一定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请看三十多年来的产生了多少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一批重量级的中共腐败高官。他们中有：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及其他正部级官员。

十大中国乃至世界级的富豪逃犯。他们是：

暴力走私，涉案金额达250亿元的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1999年潜逃到加拿大；
资本运作使国有资产私有化，涉案金额达70亿元的华晨汽车集团董事长仰融，2002年出走美国；
转移4亿8千3百万美元到国外的中银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2004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移交中国；
诈骗银行资金近5亿元的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宏，2002年从巴拿马被押解回国；
将4亿2千万元转移海外的广东中山实业发展公司负责人陈满雄陈秋园夫妇，漂白皮肤彻底整容，逃往泰国，2000年落入法网；
受贿5千6百万元的温州副市长杨秀珠，逃到美国至今；
贪污5千万元的中行广东南海分行办事处的榭炳峰麦容辉，1998年潜逃泰国，2000年引渡回国；
挪用公款炒股4千万元的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会计陈新，1991年携款潜逃境外，2001年落网；
伪造金融凭证诈骗4千多万的付普照，潜逃四年后，2003年从缅甸押解回国；
贪污3千万元的广东南海口岸办公事副主任汪峰，1995年潜逃出境，2000年落网；

如果说以上这些国字号超级贪官富豪逃犯还不足以形成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么还有一大批贪官紧随其后。他们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子女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资产转移国外。在外逃的贪官中那些身份高，案值大者多看重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移民国家；身份较低者则选择拉美、非洲、东欧或周边国家。这些外逃贪官，在国企一般是一把手，在政府则多为厅局级以上的官员，他们卷走的贪污款项，主要来自金融机构“贷款”、土地开发、城建工程经费、“税收”、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以及截留的政府开支，等等。中国外逃的贪官，有媒体称，改革开放以来为四千多人，卷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人均卷走约一亿美元。而美国自金融风暴推出投资人入籍计划以来，2009年总共批出来自各国的四千二百一十八人入籍，其中七成来自中国大陆；加拿大去年批准的二千多名投资移民中，一半是中国大陆的。（香港《信报：任慧文稿“贪官外逃威胁中国安全”》2010年6月18日）

以实用主义出名的人在论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出奇的浪漫和空想。

把这些富起来的人当做古代的孔融，当做幼儿园的小孩，要他们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其他的人，谱写一曲现代的“集体让梨”。对资本的理解如此肤浅的共产党人还真是不多。从陈希同陈良宇到赖昌星仰融，他们一旦开始对资本的积累有兴趣去追逐，就逃脱不了资本的本性，或者说他们尚存的一些人性、党性就必然被资本的掠夺性、贪娈性、疯狂性所呑没。什么世界观没改造好，什么忘记了权为民所用，什么辜负了党的培养，那都是谎话，本质就是上了资本的过山车只有刺激疯狂，哪里还下得来？马克思说的非常形象，他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和风险有多大。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对这种危险和风险告诉全党，提醒国人，并作出作出种种评估，引进廉政制度，制定一系列防范法律措施，也许会好一点。但很遗憾，只要求全国上下解放思想，放开手脚，绕过或闯过红灯，大胆闯，大胆试，步子快点再快点，而相关的法律规则却严重滞后或者付诸阙如，一些约束性的公务员廉政制度直到成千上万个国家干部堕落了才在近几年出台。这就好比一场足球大赛，哪有先踢起来再说，而不事先定下比赛规则的？等到球场上踢得血肉横飞，断胳膊伤腿，观众席上起哄闹事才想到规则，那惨象可想而知。而已经习惯乱踢的球员还会拿规则当回事么？更恍参与赌球的球员已经腰缠千万上亿贯了。今天，走在邪路上的中国已经再也无法让资本的疯狂稍稍收敛一下，许许多多资本的追逐者也知道如何去对付冲破这些迟到的法网。中国的腐败之马，在中国的邪路上已近无所顾忌，一往无前了。亡羊补牢，已经晚了。

至于先富者带动和帮助穷人，那就是天方夜谭了。市场经济没有免费午餐，救济穷人是政府的事。富起来的人硬是不帮助不带动穷人穷地方，你还能抓起来还是打死他？带动和帮助是美丽的传说，五彩的肥皂泡。不说别人，已经富起来的高干子弟帮了多少穷人？又带动了多少穷困地区？最令中国老百姓痛恨的是富起来的贪官帮助一个个情妇快速脱贫致富，一个个秘书快速升官致富，一个个子女老婆亲属快速发财，洗钱海外，留洋出国，定居终身。封建社会还仅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国特色则升到外国去了。

更多的先富起来的人在干什么呢？手上有些资料，不妨摘录如下：

是有人在为富天下，兼及乡邻；慈善国人，接济穷困；创业未竟，立志报国。据胡润研究院2009年公布的慈善榜中，中国一百位富豪上榜，他们五年累计捐款近一百五十七亿元，平均捐款为一亿六千万元，占富豪平均财富的百分之四。

更多富裕的权贵在帮子女“洗官”，让二十三、五岁至多三十岁的子女，以干部年轻化的名义提拔到正局级的岗位，以便家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富起来达到豪级程度的人及其第二三代，挥金如土，极尽奢华享受，尽显身份。有的一购名牌汽车二三十辆，其中不乏价值一两千万元的顶级豪车，还非代步，仅是收藏之用。有些富豪争相购买豪华别墅。广东东莞松山湖园区，出售的别墅每平米5至7万元，高的每幢三千四百万元，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有的已购数套。上海天价豪宅一栋一亿元。广州顶级豪宅一套一亿六千万元，配上直升机和名车卖。但这些别墅大多处于闲置状态，富人自嘲道：“别墅养草”。（2010年6月期间香港《信报》）

两极分化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富豪们认识得深刻，他们比国家领导人还有危机感，以富豪为主体的第三轮移民潮已经启动。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6.5万人，2008年移民澳洲1.6万人。香港、新加坡和中北美小国也同时接纳大量中国移民。一位身价数亿的温州商人说，移民是身份的象征。用过去二十多年迅速积累的财富，获得转型期中国无法提供的东西，如优质的教育、安全感、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高福利、低税率等。（2010年6月5日香港《经济日报》）
至此，我们还相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达到和能达到共同富裕吗？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仅仅是白手起家、勤劳致富，那谁都拥护。如果使点小聪敏，耍点歪点子，也能接受。找门路，行点贿，也无话可说。绝大多数人不买账的是权贵腐败致富，共产党提出的致富政策怎么共产党干部可以先富起来了呢？带“中”字头的央企国企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二十多年积累的家底，如今变为股份制，成为少数人的股份。真要转制，也应该十三亿中国人平均分配，人手多少股，再各自入股，怎么可以成为少数人的股份，任由少数人炒得如火朝天呢？这条路走的正是邪门极了。更离奇的是官员利用职权暴富。请看他们常用的手法：

------从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中获取回佣。
------高价引进成套设备获利。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三百。如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的设备，国际市场价为二点二亿美元，有两个省的官员以四亿美元引进，贪污近二亿美元。
------操控国家资源、商品，倒卖获利。如一九八七年，每箱云烟出厂价约四千五百元人民币，市场售出价为九千元人民币，每箱可赚四千五百元人民币。
------倒卖地产，靠银行贷款，无本获暴利。如前福建省委常委陈少勇利用职权为关系人批地一百五十亩，等升值后，他与地产商净赚三千万元。
------走私、逃税获利。如一九九八年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包庇十万辆走私汽车及其它走私案犯，涉及千亿元。
------独家或独占大型工程承包获利。某省前三个省级官员十二个子女承包建设工程，短短几年，都聚集了上亿元财富。
------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是金融机构坏账主要原因之一）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二00七年三月批文为郑州提供二十五亿元资金，用于支援基础设施建设等，结果只用了二亿，其他二十三亿不知去向，有的被其弟等人挪用，
------抽逃资金到个人账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如一九九六年，刘五一（诈骗玩家）以特许经营方式取得美国普尔斯马特商标在中国的使用权，成立北京普马集团之后，八年中在全国十九个省市的三十个城市开设连锁店，普马拖欠贷款、银行贷款和抽逃的注册资金达二十九亿元以上。二00九年二月刘五一从人间蒸发。
------操控证劵市场，制造假资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使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流入极少数富豪腰包。
------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发财。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某向某领导行贿一千五百万元后，以四千万元收购四点六亿元总资产和一点九亿元净资产的国有企业。
（以上引自2010年7月9日香港《信报-任慧文“官员腐败加剧信任危机”一文》）

读到这里，对民间暴富者的不帮助和不带动共同富裕还真不可指责过多。党员干部都拼命似地只顾自己富起来，你能要求民间人士怎么样呢？因为前者根本就不应该这么快速致富，后者终究还付出过点劳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在人类进入到奴隶社会后就大行其道了。秦始皇先生、刘邦先生、唐太宗朱元璋先生、直到乾隆康熙先生以及吕后慈禧女士，乃至蒋介石先生都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身体力行者。他们都做得很出色，很成功。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伤，就是无法让富起来一部分人去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都落入了两极分化的怪圈，最后都被富不起来的大多数穷人推翻。而取而代之的农民或其他人，一上台几乎都说要天下均富，但干起来又是进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怪圈。只有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从建党暴动、武装割据、组建军队、万里长征、抗日救国、横扫千军到夺权立国、三面红旗、文化革命，自始至终为了中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决不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某些人彻底否定了这条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中国共产党当年还要领导劳苦大众推翻地主资本家干吗呢？完全多此一举。怎么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要知道这个口号是千年来所有剥削者所有统治者捧为圭臬的。不用试，不用摸着石头过河，就知道其后果一定是两极分化。在否定了文革后，精英们一定找不到灵丹妙药，但又偏要走一条和毛泽东相反的道路。但这个世界就社会、经济本质来说，就两条路可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公开宣示走资本主义道路，至少当年难度相当大。于是就来个特色，而内容几乎都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糟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大声疾呼开放引进的人为什么不引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早在1883年英国就出台了财产申报制度，在当时被誉为“阳光法”，并成为现代政治制度中反腐倡廉的重要机制和手段，以后几乎成为各国反腐的首选法律措施。它要求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务人员依照法定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财产并接受有关机关监督检查。一百多年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在财产申报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做法。1978年美国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工作人员，须在就职前报告本人财产状怳和配偶子女怃养情怳。搞市场经济怎么可以没有官员廉政、官员失职弹劾、官员私人财产申报等制度配套呢？三十多年后，人们明白了，如果当年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实行这些制度，势必首先让绝大多数官员及其子女断了发财之路，这一定会遭到党内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弹和抵制。革命首先是为自己，改革更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于是，一切阻碍、影响、妨碍既得利益者及其家族富起来的制度方法一律弃之。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例如党员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规制要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才出台。但这种限制后来者，放过前得益者的制度会有效吗？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是无疾而终还是迎来新天地？是一场大秀还是杀鸡儆猴了事？

三十多年来，在这条邪路上，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暴富者猛增的同时，国库也在猛增，严重水浸，行政开支暴涨。国家的财富固然来自于逐年增大的粗放型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说白了是中国广大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长期无奈接受低收入所积累的结果。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因素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收入仅增加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为政府所拥有，民间只掌握不到25%的资产。政府钱多，但在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教育卫生民生方面投资却严重不足。有研究数字指出，“目前，中国政府行政支出占财政收入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2倍。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重14.9%，而在美国，同样这三项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2010年6月39日香港《文汇报》）

钱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我们国家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责任集中体现在想方设法帮西方的富国挽回在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上。但即使西方国家在资金短缺的情怳下，如美国依然通过发放债券，用中国的资金在解决本国的医疗改革问题。据报道，2010年3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医疗改革方案，这个方案规定美国在未来的十年内耗资9400亿美元，使目前32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获保，从而使全美医保覆盖率从85%升至95%。

我们的政府是不会用钱还是不想将中国人民用辛苦挣来的钱用在中国人民身上？听到本国或西方的富豪喊穷，就那么心急如焚，看到本国农民工以自杀来争取加工资，用远走他乡，背井离乡来赚取最低的收入，却进退失据。这也许是合乎逻辑的。既然国家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国家要急富人所急，想富人所想。就像当年毛主席要让工农当家做主，国家有点钱就什么都向工农倾斜，用在工农大众身上，工人看病有全劳保、半老保，农民有合作医疗，连工农速成中学都办起来了，巴不得亿万工农大众一夜摘掉文盲帽子。尽管极右派嘲笑一九五八年，但正是在那个年代，笔者的文盲母亲，和几十万上海里弄家庭妇女一起，接受免费扫盲。由居委会派来的一个杭州口音的旧社会过来的教书先生，在家里，母亲她们在饭桌上摊开书本一字一句写读，半年后达到了初小文化水平。今天的中国，还会做这样的事吗？早就把目光移向富豪了，放眼中国，贵族医院贵族学校星罗棋布，高尔夫球场高级私人会所遍地开花，连大学也办起了富二代国学班，巴不得富家子弟一夜成为国学大师。

应该说，走在邪路上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大幅增加了。但是这些外汇与其说是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倒不如说给国际资本带来了解决经济危机的机会和希望。国际资本太会玩了，中国的国际金融投资机构又太愿意和太会被玩了。2010年7月8日香港《文汇报》透露了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任中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在我国外汇资产中，美元资产可能超过60%，而2002年4月至2009年底，美元已贬低41%，我国外汇大幅度上升，必然增加资产缩水的风险。”我国现有外汇资产2点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元贬低，就将中国外汇资产缩水了1万1千多亿美元。无怪乎美国有政客放言，借中国的钱，将会通过美元贬值，化为乌有。这不是笑话。同日的上述报纸的一篇文章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俄罗斯曾建议与中国联手抛售美国“两房”债券，但中国一直尽最大努力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结果，俄国在不久之后抛售了“两房”债券，而中国仍然拿在手里，迄今账面已经损失了3760亿美元。”可美国并不领情，至今仍在向中国施加压力，逼中国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缩水，中国买的的外债在损失，中国的人民币在贬值。那么中国目前有对少内外债呢？新华社2010年1月7日报道，截止2009年9月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867.2亿美元。内债呢？自从朱镕基当了总理后，中国开始了有了财政赤字。朱镕基也有了“赤字总理”的美称。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比上年增加5700亿元，地方发行2000亿元，全国财政赤字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累计国债余额占国内生总值30万亿元的20%，也就是说达到6万亿元。
外汇储备2.9万亿美元，缩水1.9万亿美元，外债3867亿美元，内债6万亿元，这就是目前中国的财政现状。了解这个现状，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中国那么需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名目繁多的“伙伴”：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等等，个中又有长期互利稳定、和平繁荣、紧密、跨世纪、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之分。其中中美之间的关系最为滑稽。1995年5月美国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7年10月中美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4月，美军机撞落中国军机，此后，一会儿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一会儿中美合作对话，一会儿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似敌非敌，似友非友，似伙伴非伙伴，完全看美国的意愿。他想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中国“热面孔贴冷屁股”。遥想当年，尼克松到未与建交的中国北京，那是何等的尊严、平等。今日，奥巴马希拉里刚说完“同舟共济”，离开北京，就向台湾军售。当下，美国又把航母、战略导弹核潜艇开进黄海进行军事演习。一巴掌将要打过来了，我们是吃哑巴亏呢还是佯作发怒？总之，几个月后，一切时过境迁，又是风平浪静，该出访的出访，该交流的交流。中美关系不破是大局是原则，美国人不能真生气，真生气了也没关系，再派总理去消消气就是了。走在邪路上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屈辱了。

其实，美国是一只帝国主义的纸老虎。走在大路上的中国人没有看他脸色行事的习惯，更不会跑到美国去给他消消气，记忆中李鸿章也不至于如此。但走在邪路上的中国人现在太想把他当伙伴了，全然抛却了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性质特征的论述，满世界讲和谐。但美国却仍然在按照帝国主义的规律发展着，本性一点也没有变。他不变我变。因此，我们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成是国际金融危机，以避开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拷问。将美国在一些地区插手内政事务说成是反恐，以逃过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判决。但世界讲的是利益，担心被吃掉是永远不变的主题，再好的朋友也要防三分。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美国搞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中国的战略伙伴占领了中国的岛屿，开发着中国的战略资源，中国的回答永远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海内外中国人搞不懂：富起来的中国怎么会这样窝囊？

问题出在哪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在国内实行了一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路线，在国际上就必然要实行一条与超级富裕国家结为和谐伙伴的关系。三十多年来，一部分人已经富可敌国，这一部分人的根本利益是确保在海内外的财富日益扩张积累，核心利益是确保政治上有代言人，实际利益是视西方国家为自己最终的家。随着这部分富起来的人不断进入国家高端政治阶层、垄断资源部门和领域，不断踏进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不断地在西方国家投资定居资金外流和子孙散枝开叶，在对外交往方面，一定以不损害这部分先富起来人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实际利益为出发点。能和则不战，能退则不进，能让则不逼，能避则不斗，也就成为一种常态。笔走至此，借“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曲子，写下以下的歌词：

“我们走在邪路上，少数暴发多数叮当。资改派领导致富队伍，骗金赚钱奔向西方。向钱进，向钱进，两极分化不可阻挡，向钱进，向钱进，朝着迷茫的方向。”

在回顾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和我们走在邪路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重温毛主席当年的话语不无裨益。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于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软硬兼施，照此办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5月9日）

重温邓小平的话也不无对比：
1985年5月：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三卷123页）
1985年8月28日：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三卷139页）
1986年9月2日：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三卷172页）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文）

毛泽东的预言已经出现端倪，邓小平的保证已经步步后退；三十多年来，毛泽东的预言已经被中国绝大多数人遗忘，而严酷的事实又让人们记起这个预言。怎么办？我们当然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大路。历史也不会重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走到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我们也是无能为力。三十多年来，阶级斗争的武功已废，今天的领导人就是想搞也不知怎么搞？真搞一定大乱。今天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提起往事，已经没多大兴趣。我们只能在这条邪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尽头，物极必反。好像是一位哲人说的，一个社会，在它的全部潜力优势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亡的。而对于一个国家范围内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到列宁也一直在争论不休，毛泽东的巨大努力被他的继任者彻底否定，举社会主义旗，走的的尽是资本主义的路。而就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远没有衰落，风景那边依然不错。那好，中国继续在邪路上走下去吧。

--老兄吾